多年来写过很多评论文章，研究过不少画家，现在要评说邓福星先生的论著和书画，笔者却感到有相当的压力。福星先生可不是一般的画家，他本人是治学大家，美术史论界和美术评论界的权威，他从事美术学研究几十年，可谓才思敏捷，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其学术影响非同凡响。仅以胡锦涛主席访美时给耶鲁大学赠书中，就有福星先生任副总主编的十二卷本的《中国美术史》（王朝闻任主编），他任副总主编的十四卷本《中国民间美术全集》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等奖，你就可以知道福星先生的学术分量了。况且，这还只是其学术成就的一部分。福星先生在原始艺术研究、美术基础理论研究、民间艺术及当代中国画研究等方面，都是中国当代学界的权威或领衔人物，现在各高校文科开设的“美术学”学科也由他提出而被教委采纳的。我的压力之所由，就可想而知了。但我们相交多年，我对他的为人、治学及艺事也颇有了解，读了他谈梅的论著和咏梅书画，遂产生一些感受，写在下面。

     我觉得福星先生的画应属于“新文人画”或“学者画”。以前有人提倡“新文人画”，我一直不大以为然。因为一则那些画家大多不是文人，并不精通“文”；二则古代“文人”今天已不复存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于古代的“文人”。但读福星先生的文与画，却又觉得总与“新文人画”很贴近。

      首先，福星先生不仅“文”，而且很“文”。他的这种“文”不是与画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文”。他的“文”与绘画而且是自己的绘画创作密切相关。最近读他的新著《梅谭》，那种深厚的学识与修养，睿智与精思，又陡然呈现。说来，这又与他的梅缘直接相关。近年来，福星先生在京郊置地造园，植梅树名品，美人梅、缘萼、白梅、蠟梅，蔚然成林，住宅名之“颐园”，梅林名之“冷园”。由爱梅而及画梅；由画梅又及论梅。福星毕竟是治学大家，出手而不凡。其《梅谭》称得上迄今美术史上最详尽最深入最具新意的论梅专著。

      中国古代画论中和绘画历史上不乏论梅的文章与著作，如《华光梅谱》、《范村梅谱》、《沈蘘梅谱》、《冶梅梅谱》、《芥子园画谱》等，对梅及画梅历史、画梅技法都有专论，但福星先生之《梅谭》，竟以五、六万字的篇幅对梅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称得起论梅的专著。论文从先秦时期的《书经》、《诗经》中有关梅的记载开始谈起，论及梅花的自然生物属性及远古时期的社会属性，从文字学角度论及梅花与中国人的关系，又从文化学角度论及梅花的文化意义，以及梅花在诗词歌赋中生动的文学形象与幽深雋永的意味。当然，对这位美术史家来说，该著述最有价值的却是对画梅历史的翔实梳理。作者的研究让我们第一次详尽地了解到，从画史所载南北朝梁时期张僧繇《詠梅图》为开端，经唐代边邊鸞把梅花与禽鸟结合加以描绘，此时期已出现了墨梅。随后，从宋元到明清，及至现代当代，画梅历史漫长而几经演变。该文甚至还涉及到梅花在民间艺术中的表现出。文章至此已可谓完整圆满，可对于美学大家王朝闻先生的高足，作者的审美之笔却未停歇，他别出心裁地在自然的梅与艺术的梅中去探讨中华民族梅审美历史中的深层意蕴。指出“梅以斗寒、报春、色美、香清、格高、韵雅而被称为‘花中极品’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可贵精神的象征，乃至中华民族的象征”。他还指出画梅艺术如何在画家个人的理念、情趣与意趣的表现上，在笔墨程式的引入中去传达艺术家的情感、学养、个性诸问题。洋洋大观之《梅谭》，其论梅及论画梅艺术可谓天下第一篇！

      如果说，这部论梅与画梅的美学专著以如此透闢的论述为我们揭示了画梅的深刻意蕴的话，那么，作为美术史论家，同时也作为书画艺术家的福星先生从美术美术实践家的角度论梅，就使此论著别具特色和意义：“本文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美学问题的讨论，也不是单纯的画梅技法的叙说，它处于二者的中间地带，作为连接二者的链条。在我用画笔描绘梅花的同时，思考这些问题对于‘写梅’竟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反过来，画梅的体验，又促使了我思考的深化。”

 

      的确，福星先生并非今天大多数只说不练的同行，他之所以写作《梅谭》，主要不是出于他研究史论的兴趣，更多的出于他对梅及画梅的激情和感受。这无疑只有像福星先生这样的学者画家或擅长书画的学者才能够完成这样一部洋洋洒洒的论梅著述。正因如此，《梅谭》的理论阐述同对梅的描绘相得益彰。这就承传了美术史上从苏东坡、董其昌、石涛到现代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等文人画家集文史书画于一身的文人画家的优良传统。史论著述与艺术创作相生想发，相互促进，史论研究为艺术创作开先导，艺术创作为史论研究作铺垫。难怪福星先生对梅的理性思考会在其画梅创作中产生“居高临下”之体验。

 

      我所以认为福星先生的作品具有“新文人画”的特点，是因为画家极富于“文和“文人”如果今天的知识份子和学者可以大致类比为古代之“文人”的话意味，而且他又长于书画。他从事书画创作已有多年，且从未间断。与一般画家不同的是，他治学与作画相辅相成，相生相发，并驾齐驱。请看一看穿插在《梅谭》论述中的书画作品，它们与论文全者出于同一作者笔下，作者的书画作品，不正与自己的论述相生发，而又互为佐证吗？在福星先生《寒香》一书中，文与画是如此的贴近，如此和谐而自然。他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自己的艺术实践结合得天衣无缝，几乎是不可分的。这种史论结合的著述以及与相关书画作品有机结合的画册，构成了《寒香》极为别致或许堪称独一无二的特色。当下画册的出版正呈铺天盖地之势，这种意义的图文并茂者，不知道还有那一本。也正因为如此，这位现代学者的创作可谓新意盎然，他的学问是立足于传统文化和艺术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这不禁又让我想到南宋邓椿《画继》上的一段名言：“画者，文之极也。……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
       为人也多文而又晓画的福星先生，不仅论梅如此精到，其画梅艺术也因此而独具特色。

 

       福星先生画梅一个最大的特点，即强化枝干的表现。他画的梅，画面最突出的就是梅树的老干。那种苍健粗壮的老干，往往扭折盘曲，占据了大部分画面。在一些作品中，画家强化梅树老干，如铜铁般的粗壮的梅树老干，巍然屹立于画面中部，坚如钢铁，安如磐石，具有很强的质感、量感。这在其他画梅作品中是很少见的。如果这是画家一种赞美崇高的特有的表现出手法的话，那么这崇高更多的是由铁骨铮铮的梅干去体现的。这让人想到作者《梅谭》中所提到的，关山月的《俏不争春》是以浓艳的红色，繁密的花朵，以强化大面积的花群构织大片红色去完成的。如果关山月的热烈狂放是以强化红梅之花群去达到的话，那么，福星先生在画梅时，梅花花朵却布置得很吝啬也许是画家过于珍惜它们,许多枝干交叉的画面中,老干著花,花朵仅作零星点缀而已,而铁骨般的苍劲硕壮的梅干却纵横阿交错,占据了大半的画面,以表现美的坚贞不屈,不畏严寒。

 

      福星先生画梅，多画游龙梅，枝干扭折畸曲，或左右奔突，或扭曲直出。以一二主干之扭曲遊走，再辅以旁枝斜梢，恣意穿插遊走，使得这些梅树枝干组织得有主有次，有疏有密，有浓有淡，有曲有直，构成以梅干为主体的新颖奇妙的构成风格。

      这种以梅干为主体的画梅之法是画家别出心裁的智慧的创造，也是其迥异于他人画梅风格的个性之标志。因为“梅花”虽然初以花著称，凌寒傲雪固属花之魁首，但是，要表现其孤寒老辣，不畏强暴，苍劲硕健，坚韧不屈的意趣和精神则非梅干莫属。况且，作为美术史学者的福星先生知道，中国画之画梅，尤其是明清以降之画梅,或者表现梅在传统文化中的诗性,或者,透过笔墨去传达画家胸中或恣肆奇崛或闲适淡雅的心绪，并不以描摹梅的外形为主要目的。亦如其《梅谭》所论：“画梅写意派的勃兴还是在相继的明、清两代。……写意墨梅已经不再把形似当作必须恪守的圭臬，他们更重视笔墨趣味和自我情感的抒发。”福星先生指出画梅从勾勒著色注重形色向笔墨转变的美学意义：

      “无论是‘圈花’还是‘点墨’的墨梅画法，都不像勾勒著色的‘宫梅’那样描绘精微，且以逼肖自然形态的梅为追求。随着画法的改变，墨梅的作者在绘画中的关注点已经发生了转移，即从表现物件可视是外形转向其所体现的精神层面即道德意义及文化意义上；从画面逼真所表现的物件转向画面本身作品的笔墨及其气韵等。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艺术模仿向艺术本体的转变。”

      画梅如果以花为主，或者弱化枝干的表现，对画梅以笔墨表现无疑是不利的。这或许是福星先生画梅之“文化自觉”（薛永年评语）所至，抑或出于作者长期习书而对笔墨的敏感。从而，正是在对梅树老干的表现中，笔墨本身可以借其丰富的姿态而呈现出无穷无尽的变化和意趣。

       福星先生是书法家，对书法数十年的研习积累了深厚的书法修养和功力。他那古拙厚重的隶书，潇洒奇崛的行书不仅为其独立的书法作品和画中题跋带来文气，更可贵的是，在其对梅的表现上，形成浓郁的以书入画的书法意味。福星先生画梅，喜以或浓或淡大笔横扫的隶体飞白之法去表现树干，又长于用没骨点垛之法用含水较多的浓墨淡墨直接画干，这种以湿对干，以面对线，以墨法对笔法，以没骨对飞白双勾的梅干画法，不仅形成了作者画梅的又一鲜明特点，而且使其笔墨在这种辩证对立的美学处理中,达到淋漓多变，兴味盎然。

      值得指出的是，福星先生喜画巨幛大幅，两三米见方，或两三米横卷的巨幅梅画中，更是画家驰骋其画梅笔墨的自由天地。或许因为尺幅较大，梅花枝干的穿插可以更加恣肆无羁，复杂多变，由奇崛的老干，劲健的枝梢，到嫩润的细条，穿插叠合，加之游龙梅那盘曲扭折的自然造型，构成全幅多姿多彩的梅树枝干结构，而丰富奇妙的枝干造型，又诱导出复杂的笔墨结构。我们在其巨幅梅画作品中，可以看到那横空飞扫的飞白用笔，凝重圆厚的书法用线，沉着的浓墨，轻快的淡墨，浓淡互破的墨象，加之由不同浓淡层次不同形状墨块间形成的团块对比，以及不同浓淡不同粗细不同虚实不同长短不同疏密的线条构成的线群间的对比穿插，构成了多姿多彩瑰奇微妙的笔墨结构，亦如交响乐般雄浑壮阔的交响。这或许也是福星先生不同于一般画家多作小品墨戏之梅而喜作巨幅的原因所在，画大幅比小幅需要的技巧困难得多，当然，画起来也过瘾得多。这或许是福星先生画梅超越古代文人墨戏的一个方面，倒有些符合张大千所谓能画大画能画技巧难度大的“画家之画”的要求了。从这点上看，似乎福星先生画梅又突破了传统“文人画”的局限而颇具现代绘画意识了。

      总之，福星先生的画与文的密切关系确是难能可贵的。画者，文之极；文者，画之精。福星先生论梅画梅，均已登入堂奥。其可谓当代画坛难得之梅论难得之梅画与难得的学者画家。

                （作者林木为著名美术史论家、教授、四川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