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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鲜于枢的书法艺术浅谈
时间2017-07-18 23:10 http://www.dfshw.com 阅读次数:

(本文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 

  鲜于枢是元代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元代僧人、诗人善住在其《谷响集》中对鲜于枢的书法成就评价颇高,认为是“千载不须叹寂寞,已留遗墨偏炎方。”与善住和尚交游极为密切的学者、诗人虞集也把鲜于枢与赵孟并称:“敛风沙裘剑之豪,为湖山图史之乐;翰墨轶米薛而有余,风流拟晋宋而无作。是以吴兴公运画沙之锥,刻希世之玉,使千载之具眼,识二妙于遐邈”。同辈友人赵孟十分推崇鲜于枢的书法,自谓“仆与伯机同学书,伯机过仆远甚,仆极力追之而不能及。”明代陆深更是把鲜于枢放在了元代书法巨擘的地位“书法弊于宋季,元兴作者有工,而以赵吴兴、鲜于渔阳最为巨擘,终元之世,出入此两家”。结合鲜于枢的书法作品及书学理论,以上的评价是中肯的。

  关于鲜于枢的生平、卒年,根据相关文献、作品、印章及出土的《鲜于府君墓志铭》,戴立强、王连起等学者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于鲜于枢的生平有了较为确切的认识,一般认为鲜于枢于公元一二四六年生于汴梁,公元一三〇二年卒于杭州,终年五十七岁。现存鲜于枢的书法作品,大约有四十余件,其内容包括作书、信札、题跋、临摹等,主要是行书、草书、楷书等书体。戴立强、宋斌对于这些作品有详细的著录,楚默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鲜于枢、张雨卷》及王连起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第十卷中收录了其大部分书法作品。

  关于鲜于枢的书法师承,元人刘致在公元一三三三年六月跋鲜于枢书写《韩愈进学解卷》中有交代:“鲜于困学之书始学奥敦周卿竹轩,后学姚鲁公雪斋,为湖南宪司经历;见李北海《岳麓寺碑》乃有所得。至江浙,与故承旨赵公子昂诸人游处,其书遂大进,以之名世,行草第一。”明人解缙在《书学传授谱》中却说:“王庭筠以南宫之甥,擅名于金,传子澹游,至张天锡,元初鲜于伯几得之。”其实,解缙的这种观察并不准确。鲜于枢或许学习过王庭筠的书法,但是他更钦佩王庭筠对于“书画同源”的处理。关于这一点,鲜于枢在公元一三〇〇年题跋在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说的十分明显:“详观此卷,画中有书,书中有画,天真烂漫,元气淋漓,对之嗒然,不复知有笔矣,二百年无此作也。”鲜于枢的书法,还是学习晋唐,主张复古。对于宋代书法,鲜于枢的态度有明确,他在公元一二九六年所作的《跋刘敞秋水篇》中写道:“嘉祐去唐未远,一时名公书犹有唐人风致,原父、舜钦辈是也。至东坡、山谷始大变。东坡尚有会稽、北海体制,至于涪翁,全无古人意。”鲜于枢认为宋代书法到了苏东坡以后,就全无“二王”规矩了,黄庭坚则根本不知道古意为何物。对于黄庭坚,他的批评是一贯的,如在《论草书帖》中说:“至山谷乃大坏”,批评黄庭坚不懂草书;在《跋黄庭坚赠云庵道人歌行》中又批评道:“黄文节公之笔,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无点画之差失。”他在《跋王献之保母砖帖》中批评米芾:“却笑南宫米夫子,一生辛苦读何书”。鲜于枢在元代的书法复古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书法复古不同于赵孟取法魏晋、直追“二王”的路径。鲜于枢书法的复古是在魏晋的基础上以唐人为师,追求书法的骨气和法度。鲜于枢收藏有多件历代法书名帖,如唐摹本《兰亭序》、索靖《月仪帖短卷》、颜真卿《祭侄文稿》、怀素《猛虎吟帖》、徐浩《朱巨川告身》、高闲《草书千字文》、米芾《苕溪诗卷》等,他对这些法书名帖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并且在书法实践中多有创见。

  鲜于枢的楷书传世不多,主要有《跋颜真卿祭侄文稿卷》《老子道德经卷》《赵秉文御史箴楷书卷》《麻九畴透光古镜歌楷书册》等。鲜于枢的《老子道德经卷》,字形较小,但是楷法严谨,规矩沉稳,有“锺王”神韵,又突出了唐楷的法相庄严。这是鲜于枢小楷的代表作品,字形劲挺,结体飘逸,与唐人《灵飞经》风格相似,更从中看出虞世南萧散洒落的影子。这件作品充分反映了鲜于枢楷书的晋唐观,以锺、王为基础,参以唐人法度。他在《跋锺繇荐季直表》中说的十分明确:“书家之有锺、王,犹儒家之有周、孔。”《赵秉文御史箴楷书卷》是鲜于枢的大字楷书作品,此作尺幅较大气势宏大,风神凛然。赵孟在其后的题跋中说:“伯几书笔笔皆有古法,足为至宝。”这件作品,从线条方面说,既有锺繇的晋人笔法,亦有虞世南的唐人笔法。从这件作品的字形上看,形态开张而笔力雄健,可知其与《岳麓寺碑》有很大的关联。由此,可见刘致所作的“见李北海《岳麓寺碑》乃有所得”的判断不虚。从结体上看,此件作品更接近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内敛修长,法度森严。在字势上,又表现出徐浩《朱巨川告身卷》的影子,字势端正、气势昂扬。

  从上述分析可知,鲜于枢的楷书立足于唐法的规矩严谨,兼顾晋法的风神飘逸。运笔沉雄朴茂、笔法古朴、结体谨严、气魄恢宏,骨力与气势并重,刚健与温润并存。

  鲜于枢的行书作品传世较多,有行书偏楷书的作品,也有行书偏草书的作品。这两类作品各具特色,一类为风神俊美、端庄秀丽的中和气象,一类为纵横潇洒,流转华丽的飘逸之韵。《张彦享行状稿》《跋徐浩书朱巨川告身》《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袁易钱塘诗跋》《苏轼海棠诗》等为鲜于枢行书偏楷的作品。这些作品笔法精炼,骨肉丰健,线条遒美,书写自然。鲜于枢的《张彦享行状稿》体现出了浓厚的颜真卿的意蕴,该卷后吴湖帆题跋称:“鲜于太常书《张彦享行状稿卷》,真迹。文书双绝,不减颜鲁公《争座位》也。应列元人法书第一,赵文敏犹其亚焉。”吴湖帆认为此卷与颜真卿《争座位帖》气韵相当,当是公允之论。从此卷的章法、形制、结体、用笔,处处隐含着颜真卿《祭侄文稿》的影子。颜真卿《祭侄文稿》本为鲜于枢所收藏,其在卷后题跋中认为《祭侄文稿》为:“天下行书第二,余家法书第一。”可见此稿在鲜于枢法书收藏中的地位。显然,鲜于枢深入学习理解颜真卿后,精心创作了《张彦享行状稿》。这不仅是其学颜真卿的具体体现,亦可认为是其向颜真卿致敬的佳作。《跋徐浩书朱巨川告身》《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等作品中有明显的《兰亭序》风姿,这与他多次研究《兰亭序》有极大的关系,他对于神龙本《兰亭墨迹》极为重视,曾经为郭天锡写鉴定跋语时称赞道:“三百二十有七字,字字龙蛇怒腾掷。”虽然如此,但是鲜于枢所见毕竟是唐人摹刻本的《兰亭序》,因此,这件《跋徐浩书朱巨川告身卷》作品与《张彦享行状稿》相似,更多体现出的是唐人行书的风采,少了魏晋遒美丰腴,多了唐人沧桑老辣。

  鲜于枢的《杜甫行次昭陵诗》《王安石杂诗》《行书诗赞》《石鼓文》为其行书偏草书的一类作品。行书《王安石杂诗》作于公元一二九一年二月八日,鲜于枢在此卷落款处详细记述了书写这件作品的缘由:“过君锡真味堂,君锡出纸命书。”张君锡是鲜于枢收藏圈中的好友,其书法也为鲜于枢所赞赏。对于好友的这个请求,鲜于枢当是欣然接受,并轻松写就。因此,此作品充分表现出了鲜于枢成熟时期此类作品的特点,即笔法精微,点画落笔不苟,圆劲健拔,笔画皆有意态。其中又有许多章草笔法,行中有草,增添了作品的古意。恰如郑本忠所说:“鲜于先生书,笔意遒劲,而机缄妙用,婉转无穷。”此卷作品为长轴大作,从整体上看,气势连贯,用笔遒劲,书写流畅,洒脱自如。如果说《王安石杂诗》是鲜于枢中年时期的成熟作品,那么《石鼓文》则是其晚年时期的代表作品。此件作品卷后有高士奇的题跋,高士奇认为此卷“草法苍古,又书昌黎《石鼓歌》,与寻常笔墨不同。”高士奇把此卷直接归为鲜于枢的草书,这说明了此卷作品中行草兼备,以行书的结体、章法表现整体的气象,以草书的笔法、线条发挥字里行间的气韵。如此一来,此卷作品呈现出一种气势雄迈而气韵生动之象。

元 鲜于枢 书苏轼海棠诗 584cm×34.5cm 故宫博物院藏
元 鲜于枢 书苏轼海棠诗 584cm×34.5cm 故宫博物院藏

  鲜于枢的草书狂放豪迈,师法晋唐,为元代草书第一家。王祎在鲜于枢《杜诗行次昭陵卷》后的题跋中写道:“渔阳鲜于公草法盖本于右军、大令父子,至其展为大体,则自法而变者也。”鲜于枢的“自法而变”是基于“二王”,又充分吸取了怀素、张旭、高闲等唐代草书大家的精华,并且达到了极高的成就,朱彝尊在《鲜于伯几草书千文跋》中直接认为:“鲜于伯几以古瘦见长,世所传高闲《千文》及张旭书,大约多出其手也。”朱彝尊的这种认识恰恰反映了鲜于枢草书中的唐人法度。至于元代艺文领军人物赵孟在《题伯几临鹅群帖》中的评价:“仆与伯几同学草书,伯几过余远甚。仆及力追之而不能及。”则不能仅仅看作是赵孟的过谦之词了。